一、依法管理就一定是法治吗？
法治是国家治理社会的一种方式，是国家进步和文明的一个标志。就现实而言，法治的理念可谓深入人心，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相应地提出了依法管理的口号，大至“依法治国”，小至“依法治村”。但依法管理就一定是法治吗？
因此，当我们以前者为例说明“依法管理”的重要性时，事实上仍然是站在“权力中心主义”的立场上说话，其精神宗旨也主要是“法制”的；反之，当我们以后者为例说明“依法管理”的重要性时，则是站在“权利中心主义”的立场上说话，其精神宗旨大体上是“法治”的。所以，并不是一谈到依法管理，必然意味着它和法治理念就是吻合的，只有首先能够“依法（规则）”控制公共权力，并以此为前提，同时导致对社会事务真正依法管理时，才是和法治要求相吻合的。
由此可以看出，依法管理是否是法治，关键在于明辨法治与法制的不同，法制凸显权力中心，法治凸显权利中心。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：所谓法治，从其本质而言，是指依法治权和依法管理的结合。其中依法治权是关键，也是判别究竟是法制还是法治的分水岭；而依法管理是在依法治权基础上法治的进一步延伸和展开，是法治社会的现实内容。
二、法治与人治的区别何在？
“法治”是与“人治”相对应的一个概念，要进一步弄清“法治”的内涵，促进法治现代化，就必须弄清“法治”与“人治”的区别。《法治讲演录》认为，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主要有四：第一，法治强调的是权自法出，而人治强调的是法自权出；第二，法治强调法大于权，人治强调权大于法；第三，法治强调人从于法，人治强调法从于人；第四，法治强调法律至上，人治强调领袖至上。
因此，法治强调法的崇高地位，领袖也好，权力也好，都必须依从于法。哈林顿有一句名言：“在专制国家，国王就是法律；在民主国家，法律就是国王。”号称为“自由使者”的潘恩先生也说过：“在美国，法律即国王。因为在专制政府，国王即法律，故在自由国度，法律应当是国王，而且除此之外再没有国王。”
但在现实社会，法治理念与法治建设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。最典型的表现形式是，法院的判决书不如领导的一句话，以权代法，以权乱法。比如，乡政府建办公大楼，侵占了一个村民的地基，无奈之下，村民把乡政府告上了法庭，法院判决村民胜诉，乡政府应立即停止侵犯村民的权益。但面对判决，乡政府置之不理。后来村民上访，上级领导打电话给乡政府，这才把问题解决了。乡政府领导蛮横地说：“没有上级领导的指示，老子就是不赔。我只听领导的！”
谢晖深刻地指出，人治是神权观念的转化，人治之“人”，有如神权时代之“神”，其地位是靠某种神学意识来维系的，一旦脱离了神圣化的包装，人治的统治根基也就荡然无存。
三、法治：选择本土性资源还是国际性资源？
在法治现代化进程中，法治资源来自哪里？是选择本土性资源还是选择国际性资源？这是法学界争论较激烈的问题。与此相应，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则产生了“本土资源论”和“法律移植论”，也就是说，前者认为法治资源应该坚持发掘本土资源，后者则认为法治资源应该走法律移植之路。其实，争论的本质问题还是中西文化的冲突，以及如何融合中西文化。
《法治讲演录》以全球化发展趋势为背景对这一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，认为这是一个交流与对话的时代，后发达国家从发达国家进行法律移植，可以迅速获取优秀资源，推进法治现代化的进程；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总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化系统，只要这个系统存在，即使是移植的法律，它仍然表现出强烈的本土性和民族性。这一点在澳门回归中国的时候，从澳门法律的本土化――汉语化――这一工作中，大家应该看得很清楚。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关注了这一问题。澳门地区在澳葡当局统治的时候，法律及司法活动大体上是用葡萄牙语言和文字来表达的。尽管如此，当地的绝大多数澳门人更多地使用的还是汉语和汉字。因此，当澳门回归前夕，我们就面临着一个很繁重的任务，那就是澳门法律汉字化的问题。我们当时把澳门法律汉字化工作称作什么？称为“澳门法律本土化”呀。这十足地说明，即使你的法律和法治模式完全是从他人引进的，但只要你用本土的文字表达出来，那么，这种法律、法治模式仍然具有本土性。
因此，人类的法治现代化进程应当有一种必然流向，即内外互动的两种资源的合流。具体来说，就是这种合流的资源有两条必然的分支，这两条必然的分支是我们无法回避且必须认真对待的。在整个法治进程中，像中国这样的后发达国家，可供选择的路向有两种：要么以国际性资源为主，以本土性资源为辅建设我们的法治；要么以本土性资源为主，以国际性资源为辅建设我们的法治。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，中国正从简单社会向复杂社会过渡，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变，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，从政治社会向市民社会过渡，从道义社会向利益社会过渡。所以，我们必须强调以国际资源为主，建设我们的法治，使我们的法律和法治体现国际性。
（《法治讲演录》，“大学名师讲课实录”之一，谢晖著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２月版，２２．００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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